我国农业中长期发展的若干问题 

    我国农业长期发展中，面临三个重大问题：一是农业基础地位相当薄弱，不仅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有日益恶化的趋势，而且生产规模过小也潜伏着很大危机；二是农民问题关系着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农民收入增长慢和剩余劳动力问题越来越突出；三是地区发展不平衡加重了上述两个问题。

    对中长期农村经济形势的判断，必须从我国农村深层问题出发，才能对农业形势作出正确分析，才能从思想上提高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并采取相应对策。

    一、农业基础地位脆弱将是长期性问题

    1.我国人多地少的资源结构潜伏着很大危机
虽说技术对耕地资源有替代作用，但作用也很有限。首先，虽然经济增长由外延向内涵过渡，会降低土地占用，但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这种状况必然会对产业格局发生重大影响。占地比较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是我们在国际交换中的比较优势，而它的生产则以占用较多耕地为基础。其次，生活质量的提高，将对土地控制构成巨大压力。社会经济的发展，最终要反映在生活质量的提高上，住宅面积的扩大，交通的改善，基础设施的完备，城市绿地和文体场所的增加，这些占用土地情况，是与经济进步成正比例发展的。再次，人增地减的趋势还在发展。虽然1992年以后出现乱占耕地的情况，并很快得到中央的严格控制，但控制后的耕地占用，每年仍超过500万亩。而目前我国人口还处于增长阶段，要到2040年左右才能实现负增长，届时人口将达到16亿。也就是说，由于人增地减的发展，到下个世纪农业生产规模会更小，生产的成本会更高。

    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农业区的特征是大规模经营，一个家庭农场经营几千亩地是很一般的，规模生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成本。而我国平均每个劳动力经营耕地5亩左右，即使今后再从农业领域转移出1亿劳动力（而这是相当困难的），平均每个劳动力也只有7－8亩地，这种小得可怜的规模，是很难与国外大规模生产相比的。欧洲的规模虽比北美低，但农户经营规模仍高达几百亩以上，而且那里气候温暖、雨量充沛，使主要农业区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上投资相对少。我国主要农业区因受季风气候影响，旱涝灾害严重，需大量进行农田水利投资，使生产成本大大提高。

    农户生产规模小，就使农产品生产的绝对收入很少，假设农户以种植粮食为主，那么生产仅够维持非常低的生活水平。1998年，全国农村人均农业收入只有927.25元。如果没有其他收入，仅靠种地就只能维持极贫困状态。农业生产规模如此细小，决定了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弱质地位。

    2.农业生产因缺乏市场竞争力，对全局影响甚大
    我国小规模生产特点，从长远看有推动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价格上涨的可能性：其一，生产规模小，使得劳动生产率很低，成本大大提高。其二，与小规模生产相联系的低商品率也促使粮价上涨。发达国家家庭农场的产品商品率几乎为100%，但我国生产规模小，粮食生产的商品率只有30%左右。而农民生产口粮中使用的化肥等价值投入，也要在商品粮销售中收回，这样就使商品粮的成本提高。商品率越低，这种影响就越大。其三，小规模生产的交易成本高，流通费用占粮食等农产品销售价的比重很大。目前，我国的粮食市场价格比前几年已经降低了很多，但仍高于国际市场。

    粮食生产进入高价格时期后，我们面临着非常困难的选择：
首先，如果限制国外低价粮进入我国，国内粮价的上升就不可避免。前十几年，国家可以通过调价来提高种粮的比较收益，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提价虽调整了城乡的利益格局，但因价格还低于国际市场，由粮价引起的工业成本还不高，城市人口还能承受。而粮价高于国际市场后，必然会推动整个副食品价格上涨，使社会生产成本大大提高，降低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从国外发展看，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结束后，通常有一个农业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时期，然后才逐步过渡到工业补贴农业阶段。由于我国特殊的资源结构，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结束后，会立刻进入工业反哺农业阶段，这对新发展起的工业来说，当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其次，如果过量用进口粮来平抑国内粮价，可能会产生更严重的后果。仅从国内经济看：一是国外低价粮大量进入我国，会造成农民破产。我国特有的农民破产，不是指资不抵债而无法经营，而是指农业向自然经济倒退，粮食生产商品率明显下降。农民破产的直接后果是，大量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涌入，扰乱正常的经济秩序。二是农民收入会明显下降。粮食商品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全国农民现金收入减少几十亿元，其中纯收入也会明显下降。更突出的是，如果农民以种粮为主，由于粮食的商品率只有30%，商品率每下降10%，种粮农民的现金收入就会减少30%，这无疑会迅速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加剧城乡矛盾。三是对工业生产也会构成严重打击。现在，我国农民每年要购买大约2000亿元的农用生产资料，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如果农业向自然经济倒退，那么农民势必大量减少农用生产资料的购置，加上农民收入下降所引起的消费品市场萎缩，工业生产会出现严重危机。如果在农村的工业品销售减少500亿元，那么由于相关产业的连锁反应，整个社会就会出现上千亿元工业产品的滞销。

    1994年，对于我国粮食市场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在这以前，我国粮食价格低于国际市场，而后则开始高于国际市场。国家为保护农民利益，在1997年按高于市场价格的保护价敝开收购粮食。这些措施虽稳定了生产，但出现了价格倒挂，即收购价高于市场价，使国家付出巨大代价。

    3.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有日益恶化的趋势
首先，我国自然灾害多，并有加重趋向。目前，我国每年平均农作物受灾面积4500－5500万公倾，约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1/3，其中成灾面积2500－3000万公倾，约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15－20%。尽管建国以来各级政府十分重视发展农村水利事业，但全国有效灌溉面积仍不足5000万公倾，仅占耕地面积的一半左右，其中旱涝保收面积3600万公倾，占耕地面积的38%，也就是说，目前仍有62%的耕地是靠天吃饭。

    从近年的情况看，自然灾害还有以下特点：
    ①自然灾害明显加重。我国年度灾情差异很大，轻重灾年交替出现。综合各项灾情指标，我国建国以来，特重灾年为1963年、1991年、1994年、1998年，较重灾年为1949年、1954年、1980年、1986年，轻灾年为1952年、1955年、1958年、1967年、1984年、1987年、1992年。在仅有的4个特重灾年中，就有3个发生在90年代。从50年代到90年代，灾情发展的基本趋势是：A.成灾人口、成灾农作物面积、直接经济损失在波动中持续增加；B.死亡人口和倒塌房屋有所减少；C.灾害损失比有所降低，但绝对损失额却在增加。如果不仅要降低相对损失比，而且降低绝对经济损失额，意味着要追加更大的投入，增加农业生产成本。

    ②农业主产区受灾损失严重。自然灾害相对损失（损失比）的区域变化比较复杂，其基本规律是：包括蒙、甘、新、青、藏等西部省区、北部区域和以京、津、沪、粤为中心的东部沿海地区损失比低，而以皖、鄂、湘、赣我国最主要的粮食生产省为中心的中部内陆地区，自然灾害的损失比高。其形成原因是：西部、北部地区灾害种类较少，成灾规模小，平均损失低；东部沿海地区虽然灾害种类多，成灾规模大，平均损失高，但经济发达，社会财富密度大，产值高，抗灾能力强，所以相对损失小；中部地区灾害种类多，成灾规模大，平均损失高，且经济欠发达，抗灾能力差，产值低，所以相对损失高。

    ③旱灾损失大于水灾损失。由于我国受季风气候影响，地势西高东低，因此西部以旱灾为主，而东部以水灾为主。经过多年的治理，东部水灾得到一定控制，但西部和华北平原的干旱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水灾和旱灾对农业生产的不同影响，主要表现在：A.水灾的房屋损坏和人员伤亡大于旱灾，但旱灾对农作物，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影响比水灾严重，人们常说水灾损失一条线，旱灾损失一大片，我国粮食绝收的面积主要也是由旱灾引起的。B.从农作物生产角度看，水灾的恢复比较快，除了河道附近冲击厉害外，大部分水淹地在水退后，能较快恢复生产，而旱灾因贻误农时，往往很难恢复。C.预防水灾的措施容易实现，而旱灾的预防则相当困难。尽管我国有大型水库381座，中型水库2572座，小型水库81605座，但中小型水库库容加起来只有1200亿立方米，约为大型水库的1/3，遇到旱情库容迅速下降，很难调出更多水来救灾。而大型水库主要是服务于城市用水，对农业生产的作用在下降。特别是我国西北部干旱面积大，水资源短缺，一般大中型水利工程，主要是防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洪水，而对解决经常发生的大面积旱灾，也显得“力不从心”。只有南水北调这样超大的工程，才能多少解决一点问题，但远水解不了近渴。

    其次，水资源严重短缺。相当多的专家认为，即使南水北调得以实现，对农业生产也没有多少作用，它主要是解决下个世纪北方城市供水的严重不足。我国人均占有水量2300立方米，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按国际标准，人均拥有水量2000立方米为严重缺水边缘，人均拥有水量1000立方米为最起码需求，我国已接近严重缺水边缘，随着人口的增加，我国到下个世纪将进入严重缺水国家行列。由于我国水资源分布不均，现在已有18个省区接近严重缺水的边缘，有10个省区已在起码需求线以下。更严重的是，我国水资源呈现出迅速减少的趋势，千湖之省的湖北，建国初期有湖泊1066个，现仅325个，水面减少3／4以上。5大淡水湖之首的洞庭湖面积缩小了40%，湖容量减少115亿立方米。严重污染又使缺水现状雪上加霜，我国现有河流近1／2的受到污染，1／10的河流严重污染失去使用价值。21世纪初叶，我国将出现全国性水资源危机，对农业生产构成严重威胁。

    二、农民问题关系着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1.农民收入的消长是影响整体经济状况的重要变量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社会商品短缺，农业对社会的贡献主要表现为提供更多一些的农产品，而不是提供较大的市场和购买力。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农村对社会的贡献不仅表现为能提供越来越丰富的农产品，而且农村市场的扩大和农民购买力的提高，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越来越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我国农村人口近10亿，农民收入每增长或减少1个百分点，对整个社会的购买力影响巨大，从而直接影响着经济是否能正常运行。

    我国绝大部分农村的消费结构是极其简单的，主要集中于食物与住房。如果使农村生活上的消费结构赶上现在城市的消费结构，那么还有相当大的市场可以开拓。农村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的需求状况，与城市许多生产要素闲置的供给状况，构成了尖锐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突破口，就是增加农民有效需求，调整农民消费结构，推动低档消费品的消费，从根本上推动工业的发展，改善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

    农村购买力的提高，有赖于农民收入的提高。1978－1985年，由于农村生产关系成功地变革，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发展，农民收入迅速提高，城乡收入差距开始缩小。到1985年差距降到最低点，以后出现了差距扩大化的情况，到1993年差距不合理程度已突破50%。1994－1996年，因农产品提价原因，农民收入水平提高较快，但从1997年开始，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开始下降，低于城市增长速度。当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不一定都是不合理的，自然差距是合理的，它是经济系统内与一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的差距，并有利于经济的全面发展。但是，非自然差距是不合理的，不利于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由于农村经济体制变革和国家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1978－1985年城乡年收入差距趋于缩小，导致了这段时期的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稳定。1986年以后出现的非自然差距的扩大，而使实际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性越来越大，从而对整个经济的发展起了非常大的消极影响。1986－1992年，经济增长明显放慢，甚至出现负增长，这不能不说与农民收入增长放慢有很大关系。从1993年开始，中央开始大力抓减轻农民负担，不准打“白条”等方面工作，特别是1994年、1996年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不仅推动了农产品的增长，而且提高了农民收入，增加了有效需求，为整个经济低通胀、高增长做出贡献。但是，1997年以后，农民收入增长明显放慢，严重影响了农村市场的开拓，对整个宏观经济产生了不利效应。

    2.剩余农业劳动力问题对整个社会影响重大
    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制以后，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日益突出。由于农业微观经营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民有了择业的自主权，农民身份自由程度得到扩大，这是农村改革带来的重要进步之一。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农民流动是生产要素重新配置的一个因素，根据抽样调查，1997年全国离开户口所在地乡（镇）外出就业的农民有8000万人，其中跨省流动就业者约4000万人。这种外出就业的形式，对劳动者个人来说，既增加了收入，又开阔了眼界，增长了才智，是一种劳动者自身现代化改造。对全局而言，既解决了沿海地区和城市高速发展中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也有利于缓解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

    但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形成包含两层原因，一是在一定技术和生产规模条件下所形成的剩余劳动力；二是农民因收入低而放弃或减少农业生产，外出寻找较高收入的工作。目前，这两种情况交织在一起，促使农业人口外出流动规模越来越大，以至在社会基础设施还不完备的情况下，流动人口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突出，这些问题若不及时解决，将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从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看，农村的就业形势依然严峻。（1）在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拉动下，尽管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进程速度非常之快，但是，由于旧体制造成的失业问题极其深重，有限的农业资源上面仍然滞留着过量的劳动力。与1978年相比，在乡镇企业和城市已经吸收了大量农业劳动力的情况下，乡村劳动力中的农业劳动力总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2000万人。也就是说，农业领域的剩余劳动力问题仍然非常突出。（2）与80年代相比，农村非农产业，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就业吸纳能力明显下降。1984－1988年，乡镇企业每年吸收劳动力约1000万人，而1989－1994年，每年吸收劳动力只有400多万人。尤其是由于地区发展差距的拉大，乡镇企业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增长乏力，使这些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更加突出，就业形势更加严峻。（3）由于农村人口基数庞大，在今后若干年内，农村每年新增劳动力将有1000万左右，这些新增劳动力也面临着就业问题。

    三、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
    农业和农民问题构成了农村的基本问题，从国民经济整体角度看，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使本来就已严重的农业、农民问题，更加突出和尖锐。广大中西部地区，人口众多，经济水平落后，严重制约着全局经济的发展。这些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1.农村区域经济发展差异
在国民经济发展总体区域发展差异扩大的背景下，农村区域经济总量及农民收入水平的差异也在扩大。

    (1)东部与中西部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根据统计资料表明，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农村社会总产值比重，呈现依次递减的格局。1994年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农村社会总产值分别占全国农村社会总产值的63.8%、24.6%和11.6%。与1991年的情况相比，除东部地区的比重呈上升趋势，提高了近4个百分点外，中西部地区的比重均呈下降趋势，西部地区的下降幅度大于中部地区。1991年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农村社会总产值比为4.46∶1.96∶1，到1994年这一比值扩大为5.49∶2.12∶1。

    农村区域社会总产值的差异，主要来自经济增长率的差别。1991—1994年间，东部地区农村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高达42.8%，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同期中西部地区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5.7%和33.9%，分别低于全国平均值4个和6个百分点。用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人均农村社会总产值计算，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的农村经济总体水平的差异更加明显。

    (2)东部与中西部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差异
    1995年由于东部地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快于中西部，因此东部与中西部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差异又有所扩大。根据统计资料所作的计算结果表明，农民收入的区域差异基本上是逐年扩大的。从1991年到1995年，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比值从1.61∶1.10∶1提高到2.00∶1.32∶1。1994年出现的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差异缩小的现象，主要是由于中部地区的一些粮食主产区的农民收入受提高粮价因素影响所致。

    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看，1991－1995年间，东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20.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8.0%和15.1%，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6个和3.5个百分点。

    分省、自治区、直辖市来看，199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上海市是最低的甘肃省近4.9倍，“八五”期间该比例的平均值为4.4倍左右，以后仍有继续扩大的趋势。1995年收入排序在前5位的均在东部地区，排在后5位的均在西部地区。如果考察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内的情况，将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作比较，收入的区域差异可能更大。

    2.地区间的差异主要是由二、三产业水平所引起的
    在改革前，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也有差异，主要是农业生产条件和生产水平所引起的，但是，随着中西部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东部与中西部在农业生产的差距正在缩小。例如，西部的农业自然生产条件与东部差距很大，但单位面积的农业产值与平均值仅差4.55个百分点。因此，现在农村一、二、三产业构成越来越成为经济水平差异的重要原因。

    农民收入增加额中，从农业获得的收入正在下降，从二、三产业得到的收入增加，收入构成随着产业构成的变化正在发生变化。1998年农民纯收入中，来自农业的收入为927.25元，比1997年的943.01元减少了15.76元。农业收入由占整个收入的31%下降到30%，并不主要是由二、三产业发展而造成的，而是农业收入下降造成的。

    中西部地区由于二、三产业发展慢，农业方面的收入增长慢，甚至下降，这无疑拉大了地区间的不平衡。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加大了社会矛盾和经济运行的复杂程度，由于大量贫困人口的流动，可能会最终影响发达地区的发展。